但法院并未采纳这一辩护意见。法院认为，经查，指控的该事实不仅有被害人直接证实，还得到相关证人证言、书证、物证及鉴定意见的印证，足以证实。

经审理，法院认为李某玲存在三种可酌情从重处罚的情形：犯罪对象为未成年人、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犯罪和猥亵手段恶劣。同时，法院也认为李某玲承认指控的犯罪，愿意接受处罚，可以从轻处罚。

综合以上情节后，法院对李某玲予以从重处罚，不过刑期与公诉机关建议量刑一致，两年九个月。

小君父亲称，该案下判后，李某玲并未当庭上诉。但小君父亲觉得这份判决量刑太轻。南风窗记者获取的一份由小君父亲署名的刑事抗诉申请书显示，其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量刑畸轻。同时，原审判决未充分体现对侵害未成年人、滥用职权犯罪的从严惩处精神。

因此，小君父亲请求依法对原审判决书提出抗诉，撤销原审判决中对被告人李某玲的量刑部分，请求依法改判，对李某玲在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内从重判处刑罚。

该案的判决经媒体报道公开后，舆论场中存在一种普遍的疑问：有期徒刑两年九个月的判决，是否过轻？

“强制猥亵罪的量刑有两档，5年以下或5年以上。”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刑辩律师叶竹盛说，5年以上量刑的主要是具有聚众或者当众实施猥亵的情节，以及兜底性的其他恶劣情节。

目前，关于其他恶劣情节具体有哪些，法条和司法解释并未明确。“但在本案中，我认为民警李某玲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情节恶劣。”叶竹盛解释，主要原因有三：

叶竹盛表示，这几个情节结合起来，可以认定为符合“其他情节恶劣”，甚至仅就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利用执法场所来实施强制猥亵这一条，就足以升格法定刑至5年起算。

“假如从极为严谨的角度考虑，认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什么情节叫其他恶劣情节，无法与该案中的情节对应”，叶竹盛进一步解释，考虑到该案中施害者的几种从重情节都超出了一般的严重程度，也应考虑在接近5年的幅度来量刑，而不应是不足3年的幅度。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陈碧告诉南风窗，该案中，虽然法院认定了三个酌情从重的情节，但法院是把它们放到5年以下的量刑幅度中去考虑从重处罚的，而非5年以上的加重情节。

“5年以下的从重的话，最多到5年”，陈碧说，该案中犯罪嫌疑人陈某玲有一个认罪认罚可以从宽的情节，但同时，“该案有三个从重情节，即使认罪认罚了，判两个九个月，还是畸轻了一些。”

陈碧告诉南风窗，一般来讲，认罪认罚如果没有得到被害人及家属谅解的话，较大幅度的从宽处理比较吃力。

小君父亲在抗诉申请书中提到，李某玲在首次庭审时，明确拒绝认罪认罚，直至第二次开庭“才迫于完整证据链的压力而认罪认罚”。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关强奸、猥亵未成年人案件中，对成年被告人的从宽处理需要谨慎。陈碧告诉南风窗，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强奸、猥亵未成年人的成年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是否从宽处罚及从宽幅度应当从严把握。

“所以在该案中，从宽幅度不应该这么大，两年零九个月的量刑，确实是要打个问号。”陈碧说。

这个问号，在另一个维度上也值得审视。

有不少公众认为，正是李某玲的民警身份，使侵害得以发生。因此，其作为执法者理应被加重处罚。

“从朴素的情感而言，有些人认为该案犯罪嫌疑人是公安机关工作人员，执法犯法，应该罪加一等，认定为5年以上特别恶劣的情节。”陈碧说。

但从法律规定来看，“因为他的身份直接把刑期加重到5年以上的看法，我觉得还是要慎重”，陈碧解释，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他的身份确实不构成加重处罚的情形。

如果只因其身份而扩张解释为加重情节，“有可能会突破罪刑法定的原则”，陈碧说，“不过，在法定量刑范围以内（即5年以下），把他认定为特别恶劣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判决之外，受害人小君更令人揪心。